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高質量發展

　　徐曉蘭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不是簡單的“互聯網+”

　　□記者吳軍禮/文杜靜波/圖

　　“當前，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面臨核心技術掌握不足、融合程度較低、運行監測機制相對滯后、新興領域專業人才缺口較大等諸多問題。”10月24日，在西安召開的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論壇上，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常務理事、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徐曉蘭談到數字經濟時說。

　　她認為，經濟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升級中，要特別注重深化對數字經濟發展新理念的理解。“目前很多人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態，但它實際包含范圍更加寬泛，比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實體經濟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過程中帶來的數字經濟新模態、新業態。”徐曉蘭說，要以“補、布、合”為主線制定發展戰略。

　　“補”既要補短板，還要補長板。她認為目前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集成電路、核心軟件對外依存度高等都是短板所在;長板則包括強大的創新資源、完整的產業鏈、龐大的人才紅利等。“另外，我們還有非常豐富的應用場景、廣闊的市場空間。”徐曉蘭說，“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的圖形圖像處理、模式識別、語音識別、人臉識別等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是長板所在。”因此，她認為這方面應該繼續補長。

　　然后在“布”上，要積極研判材料、算法、算力等基礎領域的重大變革性、顛覆性創新，前瞻布局;在“合”上，要研究推動核高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等匯聚形成合力，圍繞核心關鍵技術設立大項目、大工程、大平臺，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提供保障。

　　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者如何融合?徐曉蘭說，兩者融合不是簡單的“互聯網+”或“+互聯網”，而應看重實質內涵。

　　她認為，一些企業在前端研發與后端消費者行為分析中都用了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但在生產、制造、管理環節中，數字化程度仍很低。“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在實體經濟全生命周期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上做文章。”

　　談及陜西在高質量發展中如何利用優勢做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徐曉蘭說：“無論是IT技術和工業技術的融合，還是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陜西都有能力、優勢、基礎和機遇來促進。陜西實體經濟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該更好發揮人才優勢、地理優勢和基礎優勢，來加速經濟騰飛。”

　　孫蔭環

　　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記者原登榮/文杜靜波/圖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用40%的資源，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以上的GDP，實現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10月24日，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常務理事、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孫蔭環在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論壇上表示，我國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更離不開廣大民營企業家的開拓創新，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向縱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任重道遠。”孫蔭環說，在此情況下，進一步打造良好營商環境，堅定民營企業發展信心，推動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對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發展新動能，推動我國經濟爬坡過坎，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意義重大、任務迫切。

　　孫蔭環認為，應進一步弘揚企業家精神，努力打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政策環境，給民營企業家更多包容和鼓勵，還要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各類培訓，建立健全創業輔導制度，讓年輕一代民營企業家不斷涌現。“進一步落實民間資本市場地位，落實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基礎設施、能源、通訊等領域，面向民間資本推出一批規模適度、有投資預期的重點項目，既讓民營企業‘吃得下、啃得動、提得起’，也要讓民營企業‘看得見、摸得著、說得算’，通過項目全面激發民間投資活力。”

　　孫蔭環建議，絕大多數民營企業規模都很小、投資能力不足、缺少抵押物和有效擔保，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努力降低民企營商成本;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實提升政府效率和信用，真正構建起“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切實幫助企業解決實際困難，營造親商、安商、富商的社會環境。

　　趙敏娟

　　完善農業綠色發展政策體系

　　□記者李榮

　　“綠色發展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途徑。”10月24日，在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論壇上，陜西省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趙敏娟在談及農業綠色發展時說。

　　近年來，我國糧食連年豐收，農產品供給充裕，農業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但農業生產中農藥、化肥、地膜等投入過量，自然資源粗放利用等問題也日益凸顯。

　　趙敏娟舉例說，我國果樹畝均化肥用量37.4公斤，是日本的2倍、美國的6倍、歐盟的7倍;蔬菜畝均化肥用量47.6公斤，比日本高12.8公斤，比美國高近30公斤，比歐盟高30多公斤。

　　“這些問題導致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壓力日益加大，農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對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挑戰。”趙敏娟說，我國農業綠色發展不僅是解決當前和未來農業發展現實問題的重要途徑，更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如何推動中國農業綠色發展?趙敏娟認為，必須健全農業綠色發展績效考評和激勵機制，對已有退耕還林、耕地休耕、禁牧和草畜動態平衡、流域綜合治理等各類綠色農業發展有關政策進行梳理，有針對性地完善農業綠色發展政策體系。加強農業技術創新體系和能力建設，突破核心關鍵技術瓶頸，保護知識產權，加大農業先進成果和技術的推廣應用。

　　針對畜禽糞污治理、果菜茶有機肥替代化肥、秸稈處理、農膜回收、水生生物保護等農業綠色發展五大行動，趙敏娟建議，我國應該暢通開展五大行動實踐反饋機制，注重五大行動間關聯與互動，以培育綠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為抓手，以優質、安全、特色為特點，以打造綠色農產品品牌為關鍵，以完善服務體系與優化市場環境為保障，形成“種子到筷子”綠色農業最直接、最有效的供給。

　　現如今，綠色消費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時尚。如何倡導綠色消費，形成綠色農產品有效需求?趙敏娟認為，應該加強資源環境國情教育，倡導綠色消費、適度消費理念，形成農業綠色發展產業鏈，不斷加強綠色農產品監管力度，提升綠色農產品價值鏈，構建起全社會對綠色農業發展的有效需求。(受訪者供圖)

　　汪玉琦

　　讓改革成為鄉村振興的“牛鼻子”

　　□記者李榮文/圖

　　“我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10月24日，在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論壇上，十一屆江西省政協常委，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書記汪玉琦說，現代化經濟體系應包括產業發展水平達到中高端，具有可持續性，科技進步為主要動力，實體經濟有著強大的增長力量和國際競爭力，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等內容。但實際情況是，當前我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小農生產，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兩個方面都存在矛盾。

　　汪玉琦說，現在的鄉村缺乏生氣，出現在大家面前的不是婦女就是老人或是兒童，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農業現代化是需要現代勞動力扮演主角的，但大量年輕人離開鄉村，這就從根本上制約了鄉村現代化發展的質量和鄉村現代化的進程。

　　鄉村振興要在改革中創新，在改革中振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土地所有權、經營權分置辦法，依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鄉村振興中，如何正確處理三權分置的關系?汪玉琦表示，在推進聯產承包責任制過程中，要把鄉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關系概括為兩權分離，也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

　　鄉村治理上，如何正確處理自治、法治、德治之間的關系?汪玉琦認為，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要高度重視自治和德治的力量，通過法治加以規范和保障，積極學習借鑒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經驗。

　　“鄉村振興，還要正確處理政府、城市、鄉村三種力量的關系。”汪玉琦認為，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該干預的要干預，該放開的要放開。要以城帶鄉，以工補農，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城市的力量，發揮工商資本的力量，想方設法增加農民收入，讓鄉村真正振興起來。

　　唐鈞

　　面對人口老齡化要做到“有備安老”

　　□記者吳軍禮/文杜靜波/圖

　　據有關部門統計，到2017年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41億人，占總人口17.3%。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廣受關注的社會話題，甚至有人認為目前“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雙重挑戰已逐步到來。

　　10月24日，在西安召開的2018年中國經濟社會論壇上，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表示，上世紀80年代衍生出了“未富先老”的概念，2009年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與人口老齡化進程不相匹配的形勢下，又誕生了“未備先老”的說法。目前，中國GDP已居世界第二，唐鈞認為當前中國走在了“邊富邊老”的路上。

　　唐鈞說，目前對于人口老齡化，必須有備。至于怎么有備?他認為首先不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過度詮釋，而應該看到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變遷中不可逆轉的潮流，非中國特有或獨有。然后，不應執拗于把一些制度安排與老齡化標準捆綁在一起。例如不能“一刀切”地規定某個年齡的人必須工作或必須不工作，而應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來反對年齡歧視。

　　唐鈞表示，討論人口老齡化問題，“老年撫養比”是重要指標，但卻不是對未來社會經濟走向有決定性影響的指標。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減少，但中國作為人口十億量級的老齡化國家，絕對人口數量龐大，老齡化結果可能完全不同。最不樂觀地預測，到老齡化最高峰時，中國勞動年齡段的人口也有6到7億人。如果僅按撫養比來看，將是很不樂觀的1∶1.5左右。但按我國人口所需要和所能創造的經濟規模來說，6—7億勞動力并不少。隨著高科技、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逐漸走向成熟，未來經濟發展卻不一定靠人多取勝。目前正在調整產業結構，這樣也必然導致“少用人”。

　　他據此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大障礙是失業而不是老齡化。因此不能自亂陣腳、迷失方向，而應該看到問題的真正所在，做到“有備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