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一國際兒童節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29日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2017年以來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情況，并發布典型案例、事例。

　　“近年來，檢察機關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專業有效的關愛、救助，進一步強化了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最高檢未檢辦主任鄭新儉也指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呈多發態勢，其中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性侵案占比大， 多為熟人作案。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四大特點

　　“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堅持零容忍，依法從嚴從快審查逮捕、審查起訴，保持嚴打高壓態勢。”鄭新儉介紹，2017年1月至今年4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42萬人，起訴6.03萬人。

　　最高檢未檢辦副主任史衛忠介紹，當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現四大基本特點：

　　一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上升趨勢。“以猥褻兒童罪這一罪名為例，近五年來一直呈現上升態勢。”史衛忠說，從各地統計來看，不少地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現出上升態勢，個別地方上升幅度較大，而且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不少案件犯罪次數多、被害人多、時間跨度長。

　　二是從犯罪類型看，在提起公訴的案件中，性侵害和傷害案件占據較大比例。其中校園暴力案件在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比例較高。而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強奸、猥褻兒童、強制猥褻、組織賣淫等性侵害案件比例較大，不少地方達60%多。

　　三是從被害對象看，留守兒童、低齡兒童受侵害的問題突出。史衛忠介紹，從全國整體情況看，侵害留守兒童犯罪的起訴人數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起訴總人數的7.08%，在一些留守兒童集中的地方比例則更高。

　　四是從犯罪主體看，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尤其是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高于陌生人，有些地方甚至有70%到80%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鄰居、親戚、朋友、師生等關系。

　　此外，史衛忠還指出，有相當比例的未成年人是通過網絡結識不法分子，進而被侵害。“目前還出現了利用網絡而非直接接觸猥褻未成年人的新類型案件。”

　　推動建立懲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長效機制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未成年人檢察的職責只是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自2015年開始，把打擊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在辦理這類案件中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最高檢未檢辦主任鄭新儉指出，主要存在發現難、查證難、指控難等問題。

　　他舉例說，性侵案件、監護侵害案件、虐童等犯罪案件，由于未成年人的自護意識、法治意識不強，遇到侵害后不愿、不敢甚至不知道尋求幫助。“應當說此類案件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被發現。即使發現了，由于證據問題，最終被認定的犯罪次數也比實際發生的少。”

　　為了破解這些難題，檢察機關推動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發現和防范機制。

　　例如，福建漳州市檢察院聯合其他部門成立“春蕾安全員”隊伍，把安全困境兒童納入綜治網格管理，有效預防、及時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浙江杭州等地檢察機關推動建立了強制報告制度，要求醫療機構和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線索的要及時報告公安和檢察機關。上海市檢察機關正在聯合有關部門，積極推動建立全市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

　　“有效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對未成年人最好的保護。”鄭新檢說。

　　“檢察機關還深入推進“法治進校園”巡講活動，進一步加強法治與安全教育。”鄭新檢說，各地檢察機關逐步實現法治進校園常態化制度化，結合案件積極開展防性侵等自護教育。

　　比如，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幼兒園虐童問題，福建、河南、甘肅、黑龍江、廣西、寧夏等地檢察機關還深入幼兒園，對幼兒園從業人員進行法治教育，增強他們兒童權利和保護意識，對兒童和家長進行了必要的自護防范教育。四川、貴州等地檢察機關還組織學校、幼兒園管理人員旁聽校車危險駕駛案等案件的庭審，開展警示教育。

　　避免“給錢了事”，提供多元化救助

　　在介紹檢察機關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救助的變化時，史衛忠說，最根本的變化是，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更加體現了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司法理念。

　　“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不僅僅是審查事實證據，就案辦案，更重要的是還要關注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的成長。”史衛忠表示，近年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會充分考慮未成年人身心特點以及當下和未來發展的客觀需要，給予特殊、優先和及時保護，避免“給錢了事”的簡單化做法。

　　針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具體需求，檢察機關提供了經濟救助、心理疏導、身體康復、司法援助、支持起訴、技能培訓、轉學、安置等多種幫助。

　　在救助范圍上，并不限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還包括刑事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以及一些侵權、撫養費糾紛等民事案件中符合條件的未成年當事人。史衛忠說，“有的地方還嘗試開展了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困境未成年人的救助”。

　　此外，針對當前我國人口流動性較大，一些流動的未成年被害人也需要司法救助的情況，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還進行了異地救助的探索。史衛忠舉例，深圳檢察機關就曾應湖北檢察機關的委托，對一名打工人員的兩名子女提供了心理疏導、就學、技能培訓等系列救助。

　　據介紹，去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與政府職能部門、共青團組織、婦聯、關工委、公益組織和愛心企業等密切合作，對于不能及時獲得有效賠償、生活困難的未成年人，提供司法救助4259人;對于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16930人次;對受到心理創傷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干預8996人次;為身體受到傷害的未成年人提供醫療服務1468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