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1月27日電 (記者 孫自法)被考古學界譽為“石破天驚”的新石器時代石峁遺址，是中國目前所知規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復雜的城防布局、多元的祭祀遺跡與高等級的文物遺存，展現出典型的早期國家形態與高度的社會復雜化特征。

　　然而，對于4000多年前的石峁遺址人群來源、社會結構及與周邊人群的關系等科學問題，學界長期以來頗有爭議，也備受關注。

　　確鑿證據破解謎題

　　來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脊椎所)的最新消息說，該所付巧妹研究團隊聯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孫周勇考古團隊，并與首都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的合作者一起，對來自石峁遺址及周邊、晉南地區遺址共169例古代人骨樣本，歷時13年展開大規模、高分辨率、系統性古DNA研究，終于以確鑿的遺傳學證據破解石峁遺址人群來源、社會結構、周邊關系等謎題。

　　石峁遺址城墻，新石器時代石雕藝術令人矚目(圖片來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施普林格·自然 供圖

　　這項石峁遺址考古取得的重大研究突破，是全球范圍內首次從遺傳學角度對如此大規模、高復雜性的史前都邑性遺址進行社會制度和組織結構研究，也是首次用古DNA重建中國最大規模、具清晰早期國家特征的史前城址的復雜社會組織結構及與親緣綁定的森嚴等級制度。北京時間11月27日凌晨，相關成果論文以“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時代中國地區親緣關系習俗”為題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上線發表。

　　論文通訊作者付巧妹研究員指出，本項研究以確鑿遺傳學證據，證實石峁文化人群主體源于陜北仰韶晚期人群，確立其文化和人群發展的連續性;揭示石峁文化人群與周邊陶寺文化人群、北方草原文化人群、南方稻作農業人群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展現出史前農牧業人群廣泛的互動交流歷史場景;精細重建石峁古城內部橫跨四代的家族譜系，清晰透視其以父系親緣為核心構建社會等級的運行模式，為理解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發展過程提供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范本，為探究東亞早期國家起源的權力繼承模式、統治家族與社會階層構成提供首個直接的遺傳學證據。

　　相關專家評價稱，該成果“揭示了中國早期文明的新證據鏈”“在東亞地區開創了運用古DNA方法揭示史前社會階級分化與人祭現象的研究先河”“展示出首個國家文明的人群歷史與早期社會的遺傳結構，對于認識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早期文明形態具有關鍵意義”。

　　主體人群連續遺傳

　　論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陳澤慧副研究員和孫周勇研究員介紹說，在持續13年的研究過程中，研究團隊通過捕獲分析來自陜北仰韶晚期遺址、龍山時期石峁遺址和周邊衛星遺址以及晉南遺址共計169例古代人類核基因組，分析揭示石峁主體人群的遺傳成分高度一致，均和陜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相同。

　　本項研究的石峁文化主體人群及離群個體的遺傳結構示意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團隊 供圖

　　進一步研究發現，石峁文化人群的部分離群個體還攜有一定比例的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人群和南方沿海人群相關祖源成分，顯示出石峁人群的多元遺傳構成，但并未影響到陜北地區主體人群的遺傳連續性。

　　由此可見，石峁文化與相關人群呈現出“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動態形成過程，以當地仰韶人群為穩定的遺傳主干，同時與中原、草原和南方的農牧業人群保持著不同程度、長期的互動交流，這也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演進提供了關鍵實證。

　　具有多重開創意義

　　石峁遺址的父系主導社會結構方面，研究構建起橫跨高達四代的家族譜系，主要建立者均為地位較高男性墓主，其配偶來自不同生物學家族;在目前檢測的所有石峁文化遺址中，父系的Y染色體單倍型結構較為單一，而母系的線粒體單倍型高度多樣;相關墓葬空間布局和家庭關系也支持潛在的父系為主導的居住體系。

　　本項研究的石峁遺址內親屬關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示意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團隊 供圖

　　付巧妹表示，對石峁古城這種具有超大規模、復雜多樣殉葬形式的等級社會的古DNA研究尚屬世界首例。該研究通過古基因組學證據，系統揭示中華文明前夜——石峁文化的人群來源和社會結構，具有多重開創性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證實石峁文化主體人群源于陜北本地仰韶晚期居民，為中華文明在本土連續演化提供了堅實遺傳證據。

　　其次，揭示石峁文化人群與周邊陶寺文化人群、草原文化人群、南方稻作農業人群的遺傳聯系，展現多元文化在史前時期的廣泛互動。

　　第三，研究揭示石峁遺址人群以父系親緣為主導的遺傳模式，從“人群互動”與“社會結構”兩個維度為理解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發展過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范本。

　　這些發現深化了人們對早期國家形態和中華文明早期發展路徑的認識，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做出里程碑式的貢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