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愿意中國好嗎?”1935年9月17日，南開大學開學典禮，教育家張伯苓問了3個問題，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振奮了師生愛國斗志。

　　面對日本侵略者，教育界愈加明白喚起青年民族覺醒的緊迫性。愛國不能只寫在黑板上，還要在學生內心深處刻下中國人的烙印。

　　回望那段崢嶸歲月，還有哪些令人深思的教育之問?

　　“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么?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么樣的人?”1936年9月18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對大一新生談話。做事做人的追問，為學生樹立了精神路標。隨著戰火來臨，師生幾易校址，西遷辦學。將實驗室搬進破屋，用煤油燈照亮課本，同學們把個人學習的目標同民族獨立的目標結合起來，以行動詮釋了教育的意義。

　　山河淪落時，為何仍不斷以教育叩問自己?恰因為，我們把目光投向更根本處：若青年失了家國情懷，縱有千軍萬馬也守不住家園;若學生丟了價值追求，戰爭勝利后也難以托起未來。

　　教書育人從來不只在書本里，而在民族發展的關鍵時刻，在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的同頻共振里。抗戰烽火中的教育之問，指向共通的“解題思路”：愛國主義，人生追求，理想信念。正如那些以“聯大”名義堅持辦學的院校，在警報聲中踐行教育不能斷的誓言。這種近乎悲壯的堅持再次證明：教育始終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

　　響徹南開的“愛國三問”過去90年了，時代給出了新的考題。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我們接過歷史傳遞的接力棒，發出新的教育之問。

　　這是教育的根本問題。答案也是明確的：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那么，對于現在的青少年如何正確引導?除了常談長抓的愛國主義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五史”教育，還應在培養奮斗精神上下功夫。

　　如今，培養青少年的責任感、堅強意志、吃苦耐勞精神，需要比過去付出更多努力。要讓青少年明白，無論任何時候，奮斗精神都不能丟。通過時代使命和責任意識教育，引導學生樹立高遠志向，歷練敢于擔當、不懈奮斗的精神。同時，培養綜合能力，練就過硬本領，以行求知、以知促行，做到知行合一。

　　于教育界而言，抗戰烽火中的發問，其價值不止于答案，也在于追問的姿態。9月5日，南方科技大學開學典禮，參加完九三閱兵現場觀禮的校長薛其坤說：“每一代青年，都要直面屬于自己的時代之問。抗戰時期，先輩們回答的是存亡之問;建設年代，父輩們回答的是自強之問;而今天，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復興之問。”如何以真才實學回應科技競爭?如何以創新精神突破關鍵瓶頸?如何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的宏偉事業?面對歷史之問、時代之問、未來之問，我們要一代一代問下去、答下去。

　　站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節點回望，那些教育之問從未過時，其回響不絕，啟迪著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的征程。緊緊圍繞立德樹人這個根本任務建設教育強國，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當強國一代以“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愿祖國繁榮富強”回答“愛國三問”，昭示著中華民族這艘巨輪必將在復興的長河中行穩致遠。

　　《 人民日報 》( 2025年09月23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