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局部

　　在西安市北新街七賢莊，靜靜地矗立著一排青磚黛瓦的小院，這里便是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國統區西安設立的公開辦事機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駐陜辦事處所在地。

　　它宛如一座“紅色橋梁”，傳播黨的抗戰主張、鞏固并拓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量藥品、糧食和布匹源源不斷從這里輸向延安與抗戰前線，并引領著滿懷熱忱的愛國青年，如冼星海、高士其、張學思……紛紛由此前往延安，踏上追尋光明與理想的征程。近日的一個午后，記者探訪了這座被譽為“紅色橋梁”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一塊銅牌

　　站在紀念館大門前，一塊“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診所”的銅牌格外引人注目。為何這里會有這樣一塊看起來與西安“八辦”沒有什么關聯的牌子呢?走進紀念館，展板上的內容為我們解開了謎團。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醫療器械和藥品十分缺乏，周恩來指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黨員劉鼎在西安設立秘密交通站。1936年春夏之交，劉鼎來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賢莊，因這里距火車站較近，交通方便，看上了這所不起眼的小院。于是用200塊銀元租下了七賢莊的一號院，在德國牙醫博士溫奇·馮海伯牙科診所的掩護下，秘密交通站開始了為延安采買、轉運醫療器械和通訊器材的工作。與此同時，劉鼎還請地下工作人員涂作潮在一號院地下室安裝了一臺100瓦的電臺，把中共中央設在保安(今志丹)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的廣播傳播到全國各地。

　　正是這個以牙科診所為掩護的秘密交通站，為長征后的紅軍打通了物資、通訊通道，成為延安與外界聯系的一座橋梁。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秘密交通站”改為半公開的“紅軍聯絡處”，由葉劍英主持工作，秘書長先后由李克農、張文彬、李濤擔任。主要任務是發展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的聯絡團結工作，促進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建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同年8月25日“紅軍聯絡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駐陜辦事處”。

　　從1936年5月秘密交通站設立時算起，到1946年9月止，西安“八辦”在國統區堅持戰斗了十年，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正如講解員所說：“這里是全國所有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中成立最早、堅持時間最長，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辦事機構。”

　　一扇小窗

　　抗日戰爭中，西安“八辦”具體發揮了哪些歷史作用?答案，就藏在這座院落的每一處角落、每一件展陳里，在工作人員細致深入的講解中，逐漸清晰、愈發厚重。

　　在七賢莊北邊一間臨街房間的墻壁，有一扇長寬各約一拃的方形小窗，這扇看似不起眼的小窗，是干什么用的呢?

　　據介紹，西安“八辦”宣傳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發行共產黨的書刊、報紙。西安“八辦”的《新華日報》分銷處在北大街通濟坊。為了擴大宣傳、方便群眾，又在這間房子的后墻上開設小窗口，發售《新華日報》《解放》《西北》《群眾》等報刊雜志。

　　當時，《新華日報》就是從這扇小窗中傳遞出去，使身處國統區的廣大群眾了解了我黨的政治主張，也讓世界知曉了“中國的西北角”。

　　這扇售報小窗，正是西安“八辦”開展宣傳與統戰工作的縮影。位于國統區的西安“八辦”，就如這扇小窗一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宣傳和統戰陣地，通過這個窗口宣傳黨的抗戰主張，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通過西安“八辦”這個特殊的窗口開展統戰工作。中共中央駐陜代表林伯渠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系、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主動地對一些國民黨將領進行統戰工作，先后與陜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建立起聯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途經西安時，也分別拜訪和接觸國民黨地方當局上層人士，為鞏固國共合作、團結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做好國民黨陜西當局軍政領導人的統戰工作，西安“八辦”還積極貫徹黨中央的統戰政策，團結中間勢力，為他們提供幫助和支持，共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而努力。

　　國家一級文物，抗戰物資鉛塊。

　　一方鉛塊

　　西安“八辦”的展陳文物中有一方表面布滿了劃痕的暗灰色金屬方塊(鉛塊)，如果不是講解員的介紹，你或許想象不到，這方鉛塊竟是國家一級革命文物。

　　西安“八辦”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八路軍領取、采買、轉運醫療器械、藥品糧食、被服、通訊器材等物資，送往延安和抗戰前線。鉛可以用來制造鉛印、子彈頭、槍栓等，在當時屬于禁運物資，這方鉛塊就是為延安運送的抗日物資之一。

　　講解員介紹，1938年的一天，西安“八辦”安排大車隊為延安輸送一批物資，包括面粉、被服、鉛塊等。那一次，車子裝得很滿，多出來一方鉛塊沒地方放。為了避免國民黨官兵的盤查，運輸員席文升就將它放在了大車車幫的工具箱里，并用泥土封住，藏在了馬車甲板的下方，但在延安匆忙卸貨時不小心遺漏了它。1988年，席文升的兒子根據父親的遺愿，把它捐贈給了紀念館。

　　這方鉛塊是西安“八辦”運輸抗戰物資的珍貴實物見證。在那段烽火歲月中，無數緊缺的藥品、糧食和布匹，正是經由這里，突破重重封鎖，被安全運抵延安及抗日前線。

　　一張地圖

　　“到延安去!”

　　抗日戰爭期間，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無數愛國青年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緊密相連，懷揣著對抗日救國的滿腔熱忱，舍生忘死、義無反顧地奔赴圣地延安。

　　在西安“八辦”的許多房間，都能看到這樣一張簡陋的手繪地圖：沒有比例尺，也沒有等高線，只是簡單地指明了從西安到延安的簡要路線。從西安出發，經咸陽或草灘，到三原、富平、宜君，再到洛川、甘泉，最終抵達延安。講解員介紹，這趟行程約400公里，如今我們乘坐動車只需要兩三個小時，但在那個基礎設施尚不完善的年代，需要徒步跋涉半個月甚至更久。不僅如此，途中還可能遇到國民黨方面的盤查刁難，但這一切都阻擋不住青年們報國的熱情。

　　高士其，福建福州人。這位延安第一位紅色科學家，早年留學美國，攻讀化學、細菌學，1937年8月經西安“八辦”赴延安。

　　冼星海，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巴黎音樂學院。1938年經西安“八辦”赴延安，擔任魯藝音樂系主任，創作《黃河大合唱》。1940年經西安“八辦”赴蘇聯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配樂。

　　馮志堅，臺灣臺北人。1938年從臺灣經香港、西安“八辦”到達延安，參加對日宣傳、改造日本戰俘等工作。

　　王唯真，菲律賓華僑。1939年經西安“八辦”赴安吳堡青訓班學習，12月到達延安。

　　陳明，馬來西亞華僑。1938年5月經西安“八辦”赴延安。

　　……

　　紀念館的展板上，生動記述著無數愛國青年在此被接待、被護送，懷揣理想，絡繹不絕地踏上前往延安的熱血征程。當時，西安“八辦”成立了聯合招生委員會和青年接待站，專門向延安輸送愛國進步青年。據統計，有2萬多名愛國人士和各界青年由此進入延安，踏上了革命道路。

　　不僅如此，一些國際友人，如斯諾夫婦、史沫特萊、貝特蘭、范查理、白求恩、馬海德、路易·艾黎、伊文思等，也都是經由西安“八辦”前往延安。

　　1938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西安行營在咸陽、草灘等地設立了10多個檢查站，專門盤查刁難前往延安的進步青年。此外，還在三原、耀縣設立所謂的“青年接待站”，強迫赴延青年參加國民黨軍。為此，西安“八辦”與國民黨當局靈活周旋，以保證愛國青年順利奔赴延安。

　　一場探訪

　　午后的陽光透過繁密的枝葉，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古樸的院落里撒下細碎的光斑。這座承載著抗戰記憶的紅色建筑，如同一位沉默的歷史見證者，靜靜等候著每一位前來追尋紅色足跡的訪客。

　　記者采訪當天，紀念館大門前人流如織，參觀者絡繹不絕。有父母牽著孩子的手前來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家庭，有單位組織集體參觀的隊伍，也有像記者一樣獨自前來瞻仰的游客，每個人臉上都帶著肅穆與崇敬的表情。

　　“暑假帶孩子來感受這段歷史，是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希望他能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帶10歲兒子來參觀的市民張先生說。

　　胸前佩戴著黨員徽章的李先生和同事來自西安的一家企業，他說：“革命前輩在艱苦歲月中的堅持與奉獻，讓我十分感動。這次參觀是對初心的一次重溫。”

　　不知不覺間，閉館時間已至，夕陽的余暉掠過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的青磚灰瓦。人們陸續從院子中走出，但講解員口中那些關于抗戰歲月的故事，仍縈繞在耳畔。革命先輩曾工作、生活過的房間，展出的一件件革命文物，一張張展板和歷史照片，都在訴說著往昔的崢嶸。它們不只是陳列的歷史，更是一次次叩擊心靈的對話，在每個參觀者心中久久回蕩，震撼不息。

　　時光流轉，昔日的“交通站”，現在成為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標，成為砥礪前行的紅色信仰，在每一位參觀者心中靜靜扎根、傳遞。文/圖 記者 郭旭